相比武昌那边的热闹繁华,江对面的汉阳,赵煜澄所在的一桥处要荒凉得多。曾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施工设计组织设计小组组长的赵煜澄,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汉阳,“老百姓少得很,很多地方都是坟墓。”
那个年代的工人们,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,热火朝天地为大桥建设奉献着力量。“冬天江里风大,又冷,工人们穿着棉袄,就用个带子腰间一系,能够挡点风。”今年89岁的赵煜澄老人回忆道。
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,住着工棚,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,混杂着各地的方言,因为属于铁道系统,就慢慢形成了大桥工人中特有的“铁话”。后来一部分人留在了武汉,工棚变成了汉阳江边的居民楼,从此出现一个叫“建桥新村”的地方,住在这里的居民说着不是湖北方言、又不标准普通线年的国庆节,放了三天假,赵煜澄加了两天班,剩下一天,办了场婚礼。那是一次再简单不过的婚礼,“晚上找来几个朋友,在汉阳借了同事一间宿舍,一起吃点花生米、糖果,就完了,没什么仪式。”
大桥建设时,机械化水平还不太高,不少工期需要大量的人力,武汉市每个区每个街道的老百姓,就自带干粮,轮流跑到工地上,用原始的人挑肩扛的方式,参加抬沙子、卸水泥的义务劳动。
不只是武汉,为支援大桥建设,全国24个大城市,包括48个大型工厂企业都曾为其出过力。
江城武汉,曾经举全城之力建设一座桥,在此后几十年间不断续写着城市与桥的故事。如今的武汉市,形成了科学研究、勘测设计、工程施工、装备研发、材料研制、监理与咨询等桥梁建设的完整产业链。
这座城市的建桥企业,设计勘测、施工、监理了近百座长江大桥,长江干流138座大桥,八成为武汉企业建造。去年的中国国际桥梁博览会在武汉举办,中国(武汉)国际桥梁科技论坛,已变成桥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会之一。作为新中国桥梁建设的发源地,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中国建桥之都”。
大桥的建设紧张又紧凑,一个桥墩还没建成,另一个桥墩已经开工,8个桥墩刚建好,大桥钢梁就已经准备就绪。
1956年7月7日,“哒哒哒”的铆钉枪的声音,第一次响在长江的上空,大桥钢梁开始安装架设。当时的焊接技术还很落后,专家提出用铆钉衔接钢梁,这种方法对技术有着堪称严苛的要求:铆钉之间的距离不能有1毫米的差错,铆钉与钉孔的空隙要在零点几毫米之内。
赵煜澄回忆,钉孔直径是26毫米,铆钉应该是25.7毫米,铆钉要在焦炭炉里烧到800度,工人用钳子夹起来甩过去,铆钉枪从两侧哒哒哒地固定铆钉。
铆钉装了1万多颗时,发现一个致命问题:铆钉和钉孔之间有空档,最大的有2毫米,“万一松了,这个桥就躺掉了。”
大桥局紧急决定,一万多颗铆钉,全部捅掉作废。停工一个月的时间,中苏两国专家,反复讨论、试验,最后把原来的半圆头普通铆钉,改成高头锥体铆钉,再安装发现铆孔基本都能填满,有的只差0.4毫米,达到了工程标准。
长江上空又响起了密集的“哒哒哒”的声音。一条“钢铁长虹”渐渐在江面上展露雄姿。
一座桥的建成,为我国培养了一代桥梁建设人才。从大桥局成立开始,不到五年时间,各项工程培养出90名工程师、153名技术员、9名技师以及1634名技术工人。1408名转业军人,已经成为各种技术工人、技术领导人和管理干部,3年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,几乎全部成长为工程师,每个都能在桥梁建设中独当一面。
随着武汉长江大桥的竣工,数以千计的桥梁建设者,陆续奔赴全国许多大小江河,参与修建郑州黄河大桥、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、重庆嘉陵江公路桥、南京长江大桥……
此后半个多世纪里,中国的桥梁建设者在江河、山谷之间架起一座座大跨度桥梁,中国人建桥的智慧和力量也在走向海洋。2005年,我国第一座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建成通车,此后相继建成杭州湾大桥、青岛胶州湾大桥、泉州跨海大桥等多个跨海大桥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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